徐有为问晴晴妈妈：“你们家享受低保待遇了吗？”
晴晴妈妈摇头：“没有，不找人，不送礼，低保也轮不到我们啊。
村里有的人家，在城里有房子，还有车子，都评上低保。
我家这么困难，找村里镇里，也没说不行，都说研究研究。”
徐有为指着晴晴妈妈，大声质问：“黄平同志，请你当着这位被逼到用铁笼锁住自己女儿的母亲的面，给我解释清楚！
为什么一个丈夫早逝、独自抚养两个子女、女儿遭受严重侵害导致精神失常、家庭明显缺乏劳动力、生活陷入绝境的家庭，竟然享受不到国家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阳光雨露？
你们龙桥镇党委政府，是如何贯彻落实国家惠民政策的？是如何践行‘应保尽保、不漏一户’原则的？”
黄平辩解道：“徐书记，这户人家具体情况，我之前不了解，可能是村里没有及时上报，或者材料不齐全。”
“是不是这样的事情太小，入不了你镇党委书记的法眼？”徐有为愤怒地说，“党的惠民政策在你们龙桥镇，是不是只有那些‘会哭会闹’‘有人有路’的家庭才能享受到？
像晴晴家这样老实巴交、只会默默承受的困难群众，是不是就活该被遗忘在角落？”
徐有为指着锈迹斑斑的铁笼，一字一句地说：“看看这个铁笼！不仅锁住了一个花季少女，也锁住了我们一些党员干部的良心！
当一位母亲被逼到用这种方式保护女儿、同时还要为最基本的生存挣扎时，我们党委政府的职责在哪里？
‘人情保’‘关系保’这些毒瘤，是不是已经在龙桥镇深深扎根了？”
徐有为将仅有的一千元现金掏出来，递给晴晴妈妈：“这些钱先拿上救救急。今天晴晴就送到精神病院救治，费用由专项救助资金先行垫付。”
吴志远也掏出五百元。
黄平也自发捐款，并承诺：“徐书记，我回镇里后，立即组织一场捐款，并尽快为晴晴家评上低保。”
徐有为语气严肃地说：“黄平同志，龙桥镇的低保评定工作必须彻底清查，由镇纪委牵头，成立专项工作组，逐村逐户排查，重点就是那些应保未保、不应保却乱保的情况。
对于利用低保政策优亲厚友、甚至索贿受贿的干部，有一个查处一个，绝不姑息！”
徐有为叮嘱吴志远：“你让海河县纪委、县民政局跟踪督办，清查结束后，报一份书面报告给我。”
关于晴晴被侵害案，徐有为亲自给海河县委书记蔡爱国打电话，要求海河县警方立案调查。
看着晴晴被车子送到精神病院，徐有为总算松了一口气。
听说市委书记来了，村民们都围拢了过来。
“徐书记，你是为老百姓说话的好官！”一个大叔发自肺腑地说，“晴晴这孩子的苦，我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可没人敢说话，今天总算盼来您了！”
突然，一个大妈“扑腾”一声跪倒在徐有为面前。
“徐书记，青天大老爷！求求你救救我儿子！求求你了！
我儿子被警察抓走好几个月，眼看就要判刑了！他是冤枉的啊！”大妈痛哭流涕。
徐有为心头一震，连忙将大妈搀扶起来：“大姐，使不得！有话慢慢说！
只要是合理诉求，只要是真有冤屈，我一定帮你查清楚！”
吴志远搬来一张长木凳。
徐有为拉着大妈在长凳上坐下。
大妈开始哭诉：“徐书记，我儿子叫伍强，以前是龙桥煤矿工人，在井下看监控的。
今年三月份，煤矿井下发生了瓦斯爆炸，我儿子在监控里看得清清楚楚，至少有十几个矿工被困在里面……”
从大妈断断续续的诉说中，吴志远听明白了。
龙桥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但矿上既没有上报，也没有组织救援，那段矿道被封，十几个矿工从此长眠在地下。
龙桥煤矿井下矿工大多是外省人，出了事，赔钱了事。
这些矿工的生命，就这样被几十万的“封口费”轻易抹去了。
伍强内心深受煎熬，他深知井下可能还有生还者，如果及时救援，或许还能救回几条人命。
巨大的负罪感和对逝去工友的同情，让他无法保持沉默。
在极度痛苦和愤怒中，他选择在一个网络论坛上匿名发帖，试图揭露这起被瞒报的矿难真相。
然而，发帖当晚，伍强就在家中被警察带走，随后被刑拘、逮捕，罪名就是著名的口袋罪：寻衅滋事罪。警方指控他“散布谣言，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大妈还在哭诉：“徐书记，青天大老爷，儿子被抓后，他的未婚妻退婚，本来今年国庆节结婚的。
他爸爸因为急火攻心，突发脑溢血，现在卧床不起。
我多次上访，也被抓进看守所关了十几天。
他们还威胁我，再上访胡闹，就要抓我坐牢。”
煤矿瞒报矿难，并不只是龙桥煤矿的专利，事实上，不只是矿难，其他事故，企业或者地方政府瞒报、虚报死亡人数的案例屡见不鲜。
比如，某省会城市因为洪涝灾害出现重大人员伤亡，竟然瞒报死亡人数上百人。
对于龙桥煤矿来说，如果如实上报，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不仅煤矿要停产，作为矿主，张万林还很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
就算不承担刑事责任，停产一天，损失至少几百万。
选择瞒报，也就多花点封口费。
这点封口费与停工损失相比，不值一提。
举报矿难瞒报事实，却被地方政府以造谣生事的名义抓了，这不是海河县的发明。
一些网民被抓，说是造谣，究竟是真的造谣，还是地方政府颠倒黑白，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
因为一旦证据被系统性地封锁和篡改，普通民众很难获取能证明举报属实的关键证据。
就像伍强，即便举报内容完全属实，在对方掌控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他也极难自证清白。
这种信息与权力的极度不对称，往往让揭露真相者陷入“百口莫辩”的困境，而真正的责任方却可能利用这套机制逍遥法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