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四日，南京，玄武湖。
蝉鸣声从早到晚不停，一个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人沿着湖边散步，步子不急不缓，手里摇着一把折扇。
他走到一棵歪脖子柳树旁边停下来，左右看了一眼，然后把手伸进树洞里，摸了一下，又缩回来。手指间夹着一小块东西，用巧克力糖纸包着。
他把糖纸揣进袖口，继续往前走，神情自若。
这个人叫黄浚，在行政院任机要秘书，负责记录最高国防会议纪要。福建才子，留日出身，跟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是旧交。
他还有个儿子叫黄晟，在外交部国际司当科员，也在帮父亲做事。
顾长柏注意到黄浚，是在八月十一日。
那天他在参谋本部开完会，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值班参谋递给他一份截获的日方密电，内容是“感谢某君提供江阴封锁线时间变更情报”。
江阴封锁线提前合拢的事，知道的人不多。这十个里面，有七个是参谋本部的核心人员，另外三个是行政院的高层。他把名单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一个个排除，最后停在了一个名字上。
黄浚。
他没有立刻动手，而是把这份密电送到了军统。戴笠那边早就布了线。黄公馆有个女仆叫莲花，是谷正伦安插进去的，专门记录黄家来往人员和行动动向。
莲花是个聪明人，不多嘴，不多看，只把自己看到的记在心里，隔几天找个买菜的功夫把消息递出去。
她早把黄浚的生活规律摸得清清楚楚，每周去玄武湖散步三次，每次都在那棵歪脖子柳树旁边停一下；每周去新街口国际咖啡馆两次，每次都在店里坐半个钟头，走的时候拿走一顶深灰色呢帽。
戴笠听完汇报，冷笑了一声。“帽子。情报在帽子里。”
八月十四日傍晚，新街口，国际咖啡馆。
黄浚的司机照例把车停在街角，拎着一顶深灰色呢帽走进咖啡馆。他把帽子挂在门口的衣帽钩上，然后坐到靠窗的位置，要了一杯咖啡，慢悠悠地喝。几分钟后，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走进来，也拎着一顶深灰色呢帽，也挂在衣帽钩上。两顶帽子并排挂着，乍一看一模一样。
中年男人坐下喝了半杯水，站起来，走到衣帽钩前，拿起黄浚的帽子，戴上，出门走了。黄浚的司机过了一会儿也站起来，拿起剩下那顶帽子，出门开车回了黄公馆。
这套流程，军统的特工已经盯了好几天。他们摸清了每一个环节，就差动手。
动手的日子定在八月十五日。
那天傍晚，中年男人照常来咖啡馆交换帽子。他刚走出店门，一辆黄包车从旁边蹿出来，车夫脚下一滑，整辆车翻倒在地，把中年男人撞了个趔趄。中年男人骂了一声，正要绕开走，旁边又蹿出两个人，一个扶他，一个把他手里的帽子接了过去。
“先生，帽子脏了，我帮您拍拍。”扶他的人满脸堆笑，手上的劲却很大。
中年男人脸色一变，想挣开，已经来不及了。两个人一左一右把他夹住，塞进了路边的一辆汽车。整个过程不到半分钟，街上的人还没反应过来，汽车已经开远了。
中年男人被摁在车里，嘴里塞了块布，眼睛瞪得溜圆。他手里那顶帽子已经被特工拆开了。帽衬夹层里缝着一张薄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小字，是黄浚送出的情报——国军向上海增兵的调动命令、长江江防部署、炮十团的阵地方位，全是绝密。
戴笠拿到这份东西的时候，拍了一下桌子。“好。铁证。”
但光抓一个交通员不够，他要的是整条线。戴笠让人仿照须磨弥吉郎的笔迹写了一封信，内容很简短：“嘉奖诸位有功人员，于八月十七日夜间十一点，全部到黄浚公馆集合，本人将亲临现场发放巨额赏金。”
信写好了，特工把信折好，放进那顶帽子的夹层里。第二天，黄浚的司机照常去咖啡馆交换帽子，把这封信带了回来。
黄浚收到信，看了两遍，脸上的表情先是一喜，然后又有些犹豫。他把信递给黄晟，黄晟看了之后说：“爹，须磨先生亲自来发赏金，这是多大的面子。咱们得把人都叫齐了。”
黄浚点了点头，拿起电话，一个一个通知。罗致远、莫树英，还有几个在参谋本部、海军部、外交部潜伏的人，一共十八个，全都通知到了。
八月十七日，夜，黄公馆。
晚上十点多，黄公馆的客厅里已经坐了十几个人。这些人平时分布在南京各个要害部门，有的负责整理文件，有的负责收发密电，有的负责保管地图。今晚他们聚在一起，脸上都带着一种掩饰不住的兴奋。有人低声议论须磨先生会带来什么赏赐，有人盘算着这笔钱怎么花，还有人跟旁边的同伙炫耀自己最近提供的情报有多重要。
黄浚坐在主位上，手里端着一杯茶，面上平静，心里也在打鼓。他总觉得今晚有点不对劲，但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可能是太顺了。须磨先生亲自来公馆，这在以前从未有过。他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十点半。
十点四十五分，门外传来汽车的声音。
客厅里的人都坐直了身子，目光齐刷刷地看向大门。黄浚站起来，整了整衣领，准备迎接。
门开了。
进来的不是须磨弥吉郎。是一群穿黑西装的人，手里端着枪，动作利落，几秒钟之内就把客厅围了个严严实实。为首的那个人站在门口，戴着一顶礼帽，脸上没什么表情。
“诸位，晚上好。”戴笠把礼帽摘下来，搁在门口的鞋柜上，“须磨先生今晚来不了。他让我带个话——你们的赏金，他赖账了。”
客厅里一片死寂。黄浚的脸在一瞬间变得惨白，手里的茶杯掉在地毯上，没碎，但茶水泼了一地。罗致远站起来想往后退，被身后的特工一把摁在沙发上。莫树英张嘴想喊什么，还没发出声音，就被一块布塞住了嘴。
黄浚看着戴笠，嘴唇哆嗦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话：“你们……你们怎么……”
戴笠没有回答。他走到茶几前，拿起那封伪造的信，翻过来看了一眼背面，然后放回去。“黄秘书，这封信，是我写的。字迹像不像须磨先生，你给个评价？”
黄浚瘫在椅子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八月十八日，南京，军委会军法处。
审判很快，快得连律师都没来得及请。十八个人，从黄浚父子到最底层的交通员，一个不落，全部以汉奸罪判处死刑。判决书念完的时候，黄浚低着头，黄晟站在他旁边，脸色灰白，嘴唇紧抿。底下坐着的罗致远、莫树英等人，有的瘫在地上，有的在发抖，只有一个年纪大的，始终闭着眼，像是在默念什么。
行刑日是个晴天，太阳毒辣，晒得人睁不开眼。十八个人被押到雨花台，排成一排。黄浚站在最左边，黄晟紧挨着他。行刑队举枪的时候，黄浚忽然抬起头来，望着远处的城墙，说了一句话。
没有人听清他说了什么。
枪声响过之后，军统的人收拾现场，把尸体抬走，把地上的血迹冲干净。戴笠站在旁边看着，手里夹着一支烟，抽了两口就掐灭了。
同一天下午，顾长柏在参谋本部收到了军统的报告。他看完之后，把报告放在桌上，沉默了一会儿。
副官问：“总长，这个案子还有什么要跟进的？”
顾长柏摇了摇头。“没了。链条断了，南京城里暂时干净了。”
他站起来走到地图前，望着上海的方向。
八月十七日，黄浚集团被端掉的时候，上海的仗还在打。88师和87师在虹口和杨树浦跟日军拉锯，日军的舰炮还在轰闸北，空军的飞机还在黄浦江上空盘旋。
而日本的增援部队，第三师团和第十一师团，正在国内做最后的动员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