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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章 嘉佑帝述职

    大宋嘉佑十一年,腊月二十八,年关的喜庆气氛已弥漫洛阳城。

    不过,比年节更引人瞩目的,是已持续大半年且愈演愈烈的“嘉佑新政”。

    在皇帝赵仲贞的默许与内阁李明哲的主持下,由新任御史中丞王安世锐意推动的变法,正如火如荼。

    这变法,早已超越了王安世殿试策论中最初的构想。

    他不仅力行裁撤冗官冗衙,整饬监察,厘定官员考绩。

    更将自己从《阴阳合道经》所得的感悟,与后来新研读的法家典籍所得的“法、术、势”思想熔于一炉,提出了“以道为体,以法为用,无为而治与有为立法相济”的施政理念。

    他召集了以同年进士程浩为首的一批志在革新的年轻官员,集思广益。

    相继制定并强力推行了涉及财政的“青苗法”、“免役法”,涉及地方治安与兵源的“保甲法”,以及旨在强兵的“将兵法”等一系列新政。

    御史台经他执掌,权势煊赫。

    王安世持法峻刻,半年多时间里弹劾抓捕的官员不计其数,其中不乏景德朝的重臣勋贵。

    更有承袭爵位的镇南王与镇北王后裔,这两家皆是太祖开国时便被赐予免死金牌的世家。

    前日,当代镇南王周赋,手持那面太祖御赐金牌,直入宫禁,在皇帝修行的道观外长跪哀求。

    只求赦免其因田产纠纷而被王安世揪住,判了流放的长子一命。

    观内,赵仲贞听罢内侍禀报,呵呵一笑,命人将金牌收了进来,在手中把玩片刻,便爽快应允。

    “既是太祖所赐,朕自当遵从。告诉周爱卿,金牌留下,其子之罪,朕特赦了。”

    在赵仲贞看来,变法清除积弊,于国确有裨益。阻力虽有,但尚在可控。

    不过这对他而言,并非最大的好处,他真正在意的,是过两天自己有内容可讲了。

    后日便是正月初一,一年一度赴嵩山向真仙述职的日子。

    往年他总因政绩乏善可陈,只能说些“天下大体安稳”的空话,剩余大半时间都在絮叨自身修行心得。

    每每都惹得真仙默然,让李仙官传话两句便打发他下山,连仙塔的门都未能踏入。

    听闻父皇当年,可是能进塔面禀的!

    今年,有了这半年来堪称翻天覆地的新政作为谈资,他总算能挺直腰杆,与真仙好好说道说道这人间变革了。

    除夕,赵仲贞在宫内设了一场极私密的小宴,仅召李明哲与王安世二人。

    “明日朕便要上嵩山了,”赵仲贞面有得色,“让你们汇总的,这半年来的新政成效,可曾备好?”

    李明哲与王安世对视一眼,前者自怀中取出一叠整理好的笺纸,恭敬呈上。

    “陛下,半年新政,清丈田亩增计三万顷,各地上报积案清理逾三成,‘青苗’、‘免役’试行之州县,府库岁入预估可增两成,皆在此简报之中。”

    赵仲贞接过,快速浏览,脸上笑意愈浓:“好,甚好!有此为凭,朕明日与真仙述职,便有实实在在的功德可禀了!”

    然而,时间来到嘉佑十二年正月初一。

    当赵仲贞登上嵩山道场,虔敬地行至琉璃星塔下时,心却微微一沉。

    只见前方塔门紧闭,仙官赵宗冼静立门侧,并无启门之意。

    赵仲贞想起父皇生前曾说,若真仙允准入塔,塔门便会虚掩以待。

    而眼前这门扉紧合,意思便再明白不过了。

    他只得依例,在塔前跪拜,整肃心神,开始述职。

    这一次,他确实准备充分,将半年新政之举措、初见之成效娓娓道来,比起往年空洞的汇报实在了许多。

    末了,赵仲贞仍不忘加上自己这一年来修行上的些许新体会,盼望能够得到真仙的三两句指点。

    陈述完毕,塔内依旧寂然。

    片刻,赵宗冼上前一步,声音平和:“陛下去年之功绩,真仙已知,现在可回宫歇息了。”

    没有任何评价,亦没有多余询问。

    赵仲贞怔了怔,一股混杂着失落、不解与淡淡羞恼的情绪涌上心头,却不敢有丝毫表露。

    只得恭敬行礼,默默下山。

    待赵仲贞离开道场,王安世再度入宫,欲禀报几项新政推行的具体细节,却明显感觉到皇帝态度大变。

    昔日那双偶尔闪烁着改革热忱的眼睛,如今只剩下修道者的疏淡与不耐。

    “此类具体事务,卿与李相斟酌办理即可,不必事事报朕。”

    赵仲贞挥了挥袍袖,截住了王安世的话头:“朕欲静修,若无他事,便退下吧。”

    王安世愕然退出,寻至李府,找到李明哲,道出心中困惑。

    李明哲听罢,脑中回想起一些往事,长叹一声,苦笑道:“王台长(时人对御史中丞的尊称),陛下心性,你或尚未深知。”

    “其热忱之心,往往来得快,去得也快。”

    “如今看来,嵩山之行,恐未如陛下所愿。往后这新政若再想推行,恐怕艰难倍增矣。”

    他神色逐渐凝重,低声接着说:“劝你一句,后续举措,当以稳妥为上,锋芒稍敛,少结怨为妙。”

    “凡事……还需思退路啊~”

    李明哲此言,既是提醒,亦是委婉划清界限。

    他身为李隆之后,地位超然,便是当年被赵元僖抓入大牢,也不敢将其轻易处死。

    故而即便新政有失,对他而言亦无大碍。

    可王安世不同,他家中先前最高的官职,不过是他的父亲:一位淳化朝提拔的县令,且至今未有晋升。

    如今能够骤登高位,全凭帝心与自身锐气。

    可他如今早已得罪满朝勋贵与旧党,一旦皇帝心意转移,失了庇护。

    群起而攻之下,处境堪忧。

    然而,王安世闻言,只是眉头微锁,眼中锐气未减分毫。

    他谢过李明哲好意,却没有听从他的劝诫。

    在他看来,变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岂能因一时挫折便畏首畏尾?

    随后的几年,王安世权柄日重,俨然朝中新党领袖,大批年轻官员聚集旗下。

    但反对之声亦日益高涨,其中既有来自旧党的批判,又有新党内部成员的分裂与反思。

    同年进士中,才华横溢的苏式、苏哲兄弟,以及曾龚等人,便公开以诗文讽谏新政过于激进、扰民甚深。

    苏式写下《山村五绝》,直指青苗、盐法之弊。

    其弟苏哲亦撰《诗病五事》,批评变法失之操切。

    就连当初的重要臂膀程浩,也因不满某些举措过激引发的剧烈动荡,与王安世渐生龃龉,最终被贬离洛阳,任一处偏远县的主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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