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阿马林堡宫。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五日，晨。
今天的哥本哈根与二十年前已经完全不同了。
丹麦的港口码头上升着红旗，那是丹麦共产党的党旗。
但更多的人会告诉你，那面红旗就是丹麦的国旗，只是有些不同罢了。
从一战结束到一九三六年，丹麦走过的这条路，不是流血的革命，是无声的潮水。
潮水涨起来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它在推你，但当你回头去看，才发现自己已经被推着走了很远很远。
一九一八年，德国革命成功的时候，丹麦人隔着国界观望，心情是复杂的。
他们和德国打了多年的战争，在普丹战争中输掉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对南方的这个邻居有着天然的警惕。
但警惕归警惕，生意还是要做的。
德国战败了，被封锁了，但德国人需要吃饭，需要原料，需要把东西卖出去。
丹麦在地理上是德国通往北大西洋最便捷的门户，斯卡恩的港口在北海和波罗的海的交界处，船从这里过，不需要绕行日德兰半岛的长长海岸线。
德国人需要丹麦，丹麦人也需要德国——战争结束了，丹麦的农业需要出口市场，工业需要进口原料，而德国是最大的买家和卖家。
于是，在德国被英法等国封锁的那些年里，丹麦成了德国对外联系的一根毛细血管。
不粗，但一直在跳。
德国的工业品从丹麦的港口伪装成丹麦货物运往英国、美国、法国——那些禁止与德国直接贸易的国家。
英国和美国的原料经丹麦中转流入德国的工厂。
哥本哈根的商人们在那几年里赚得盆满钵满，不是因为他们爱德国，是因为生意就是生意。
这笔买卖，既救了德国，也养肥了丹麦。
但金钱不是潮水的全部。
真正推动丹麦转向的，是思想。
二十年代初期，德国的革命浪潮已经平息，取而代之的是扎扎实实的建设。
德国工人住进了新房子，德国农民分到了土地，德国的孩子可以免费上学。
这些消息从南边逐渐传了过来，丹麦人的眼睛里看见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是能吃饱饭、有尊严、有未来的地方。
社会民主党在丹麦有长期的传统，但传统的力量在实打实的变化面前变得单薄了。
二十年代中期，丹麦共产党从一个边缘小党开始成长，从一个边缘化的政党逐渐变成了一个在丹麦能举足轻重的大党。
经济危机像一把锤子，把犹豫最后的那层壳砸碎了。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丹麦的农产品价格跌了将近一半，失业率从百分之十几飙升到百分之三十以上。
政府削减开支，削减救济金，削减一切能削减的东西。
农民破产，工人失业，渔民的船停在港口里出不去，因为鱼卖不掉。
这时，德国人来了。
他们带着德国工业产品——化肥、农机、水泥、钢材。这些东西丹麦都需要，而且德国人愿意记账，不要求立即支付。
同时，德国人向丹麦开放了自己的农产品市场，丹麦的猪肉、黄油、鸡蛋可以免税进入德国。
这不是施舍，是互助。但互助的前提是——你得是我们这边的人。
丹麦旧政府在危机中摇摇欲坠。
一九三三年，在德国的推动和共产国际的协调下，丹麦社会民主党、丹麦共产党和一部分左翼农业党达成了历史性的妥协——国家权力逐步转向由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联合组成的“人民阵线”政府。
不是暴力的夺权，是议会的选举，是选票的累积，是旧政府在经济危机面前的无能和失信让人民把票投给了左翼。
一九三四年，丹麦共产党在大选中获得超过百分之三十的选票，与社会民主党联合组阁。
新政府的第一项政策不是国有化，不是没收地主土地，是参照德国模式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
失业救济金恢复了，恢复了还不止，还提高了；免费医疗覆盖了所有公民；教育经费大幅增加，学校从城市扩展到农村的每一个角落。
这些钱从哪里来？
一部分来自税收——对资本家和大地主增税；一部分来自德国的低息贷款和贸易顺差。
丹麦的转型，不是砸烂旧世界，是把旧世界的砖头一块一块地抽出来，换上新的。
旧砖头没有被打碎，只是被堆在了角落里，慢慢生了青苔，慢慢被人遗忘。
一九三五年，英国解放的消息传到哥本哈根的时候，码头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工人。他们自发地唱起了《国际歌》，歌声在运河两岸回荡，惊起了停在屋顶上的海鸥。
不是因为他们恨英国人，是因为他们知道，英国解放了，红色浪潮就不再有大西洋的阻隔了。
大西洋上的属地——法罗群岛、冰岛、格陵兰——在这个时候，从丹麦的“海外领地”变成了红色北欧的前哨。
法罗群岛的渔村在漫长的冬夜里第一次听到了哥本哈根传来的广播。
广播里讲的不再是“国王陛下”和“议会决议”，而是合作社的组建、渔业的集体化、免费的学校。
法罗人在风暴和洋流中讨生活，在北大西洋的惊涛骇浪里学会了彼此依靠。
集体化对他们来说不是新鲜事，他们的祖先几百年来就是在集体捕鲸、集体分鱼中活下来的。
新政权的政策，只是在旧习惯上盖了一层红色的面纱。
法罗群岛的共产党组织在一九三五年底成立，党员不多，但每一个都是渔民中的骨干。
他们的港口开始停靠德国和苏联的科考船，社会主义国家需要知道，从格陵兰到冰岛再到英国北部，哪一条航线最安全，哪一处海峡最窄，哪一片海域最适合潜艇隐蔽。
冰岛在一九一八年才成为主权国家，但与丹麦共戴一君。
一九三四年，冰岛共产党成立，次年在雷克雅未克的码头工人大罢工中获得声望。
冰岛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了——它蹲在北大西洋的正中央，谁控制了冰岛，谁就控制了从北美到欧洲的北大西洋航线。
格陵兰岛最安静，也最孤独。冰盖覆盖了百分之八十的土地，几万人在西海岸的峡湾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但这里安静不代表不重要。
格陵兰是北美大陆最近的前哨，从格陵兰西海岸到加拿大的巴芬岛，隔着一条窄窄的海峡。
夏天的时候，海峡里浮冰很少，船可以过。冬天的时候，冰封住了，但飞机可以从冰盖上飞过。
德国人的远程侦察机在格陵兰的冰盖上秘密起降，不是军用机场，是冰上跑道。在北极的极夜中，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机组人员在帐篷里喝着热咖啡，等着云层散开，等着侦察美国的东北海岸线。
在英国革命胜利之后，英国红军也接管了旧英国在北大西洋的遗产，包括那些在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专门用来监测德国潜艇的气象设施。
现在这些设施不监测德国人了，用来监测美国人。
美国的舰队在大西洋上的一举一动，通过冰岛和格陵兰的气象站传回伦敦，传到柏林，传到莫斯科。
大西洋不再是美国人的后院了。它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院。
哥本哈根，港口。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五日，傍晚。
一艘德国货轮正缓缓驶入港口。
甲板上堆满了集装箱，箱子里装的是工业设备——车床、铣床、发电机。
这些设备将在丹麦的工厂里安装，生产出来的产品将运往德国，作为德国工业体系的一部分。
货轮靠岸的时候，码头工人已经在工作了，他们穿着工装，戴着安全帽，把集装箱从船上吊下来，放在卡车上。卡车发动，开走，下一辆跟上。
哥本哈根，克里斯蒂安堡宫。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六日，上午。
丹麦共产党主席托瓦尔·斯陶宁坐在办公室里，正看着从柏林发来的电报。
斯陶宁今年六十三岁，一九二三年之前，他是社会民主党右翼的代表，对共产党保持距离。
但经济危机改变了他，德国建设的成就改变了他，英国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他。
他后来在党代会上说过一句话：“我不是被理论说服的，是被事实说服的。”
电报的内容是关于格陵兰。德国政府希望在格陵兰西海岸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气象站和无线电通讯站，规模不大，人员不多，但位置敏感——靠近美国东海岸。
斯陶宁放下电报，走到窗前，窗外是厄勒海峡，海峡的对岸是瑞典，也是红色国家。
整个斯堪的纳维亚都在变红。挪威的工人在一九三四年占领了奥斯陆的港口，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在一九三五年和共产党联合组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