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五月二十四日。
战争税的消息是凌晨传到华尔街的。
消息通过电话，通过那些在财政部有内线的银行家，通过那些在国会山有耳目的律师在曼哈顿的夜总会和私人俱乐部里像病毒一样蔓延，天亮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了——罗斯福要加税。
不是加富人的税，是加所有人的税。所得税提高，遗产税翻倍，奢侈品税新设，以及对“超额利润”征收高达百分之九十五的附加税。
这不是新政，这是休克疗法。用资本家的钱，养军队。
杜邦坐在他曼哈顿办公室的皮椅上，面前摊着那份刚从财政部“借”出来的税改草案。
杜邦颓然的坐在椅子上，半晌，他放下草案，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安德鲁，你看了吗？”
电话那头传来梅隆的声音，他的声音沙哑极了，
“看了。杜邦，我们完了。”
杜邦没挂了电话，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他在想一个问题——一个他从一九三三年就开始想、但从来没有找到答案的问题——罗斯福到底想要什么？不是想要什么政策，不是想要什么法案，是想要什么结局。这个国家在他手里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睁开眼睛，拿起草案，翻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是罗斯福亲笔写的批注：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没有国家的安全，就没有资本的安全。”
一个强盗指着你的鼻子说“把钱给我，不然你会被另一个强盗抢”——你把钱给了他，然后发现他就是那个要抢你的强盗。但你已经被抢光了。
匹兹堡，五月二十五日。战争税的消息传到匹兹堡的时候，安德鲁·梅隆正在他的办公室里整理文件。不是公司文件——那些已经交给律师了。是他的私人文件，信笺，照片，备忘录。
他在做准备。不是准备反抗，是准备消失。梅隆家族的财富是一代代人积攒下来的。
但这一次，梅隆觉得他的钱买不到他要的东西了。
梅隆现在最需要的东西就是安全感。
一个七十一岁的老人，在生命的暮年，不想再打仗了。
不是怕死，是怕输。他知道如果美国真的和德国打起来，如果美共真的在内部开花，如果日本人真的来了——赢的不是美国，输的不是共产党，是他们这些人。
梅隆摇着头把最后一张照片塞进牛皮纸信封，封口，用胶带缠了好几圈。
照片是他和胡佛的合影，一九三一年在白宫拍的。那时候他还是财政部长，胡佛还是总统。
他们站在白宫的草坪上，阳光很好，笑得很开心。
纽约，五月二十六日。战争税的阴影还没有散去，另一片乌云已经从地平线上压过来了。
罗斯福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要面向全国的广播网，面向纽约城的几十万听众，面向那些在工厂里、在码头上、在田间地头拧开收音机的人们发表演讲。
演讲的主题是“国家的责任”。这是白宫新闻稿上的措辞。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要钱，要人，要枪。
消息传开的时候，另一群人也在传消息。
那些被战争税逼到了墙角的资本家。
钢铁厂的主人，汽车厂的股东，化工企业的合伙人。
他们的钱没有杜邦和梅隆那么多，多到可以躲起来；也没有那么少，少到可以无所谓。
他们卡在中间，上不去，下不来，左不能左，右不能右。
罗斯福的战争税像一把巨大的剪刀，正在从上下两个方向合拢。
这些人聚在一起，不是为了聊天，是为了活命。
纽约，曼哈顿。五月二十七日，夜。
聚会在第五大道的一栋私人宅邸里举行。
宅邸的主人是查尔斯·施瓦布，伯利恒钢铁公司的董事长，六十七岁，他的钢铁厂在战争期间赚得盆满钵满，在和平时期也不差。
但战争税来了之后，他的账本就逐渐开始变成了颜色。
“先生们，”施瓦布站起来，手里端着一杯威士忌，琥珀色的酒液在水晶杯里晃了一下，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不是为了叙旧，是为了想办法。
罗斯福要把我们榨干。
只要他还是总统，只要国会还是他的国会，我们就要不停地往那个无底洞里扔钱。”
他喝了一口酒。
“我们不能这样下去了。不是钱的问题，是原则的问题。
这个国家不是罗斯福一个人的，是我们大家的。
我们出钱建了工厂，出了铁路，出了矿山，出了这个国家的一切。
现在他要我们把这一切交出来，交给共产党，交给日本人，交给那些在底特律河边举着红旗的暴民。”
他把酒杯放在茶几上。
“我的意见是——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坐在壁炉旁边的是约翰·拉斯科布疑惑地问他：
“施瓦布，你打算怎么行动？写信？打官司？还是上街游行？”
施瓦布看着他，目光不动。
“拉斯科布，你知道我想说什么。我们不是第一次面对这种情况。
一九三三年，银行关门的时候，我们想过。
一九三五年，最高法院砍掉新政的时候，我们想过。
但每一次，我们都忍了。因为我们觉得罗斯福会变，觉得他会回到正轨上来。
但是，他没有变。罗斯福正在把我们和这个国家一起推向深渊。”
拉斯科布摘下眼镜，用手帕慢慢地擦拭着镜片。
“所以，你决定不忍了。”
“还要我们怎么让步呢？先生们，你们知道最可笑的是什么吗？
最可笑的是，罗斯福口口声声说‘国家安全’。谁的‘国家安全’？我们的安全？我们的工厂被共产党占了，我们的工人被共产党煽动了，我们的军队被共产党渗透了。
谁来保护我们？不是罗斯福，是胡佛，是联邦调查局。
胡佛在抓共产党，但胡佛也在抓我们。右翼的那些人——你们还记得吗？他们在哪里？在监狱里，在荒郊野外，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好的纸，展开，上面是一份名单。名单上的人名，在座的每个人都认识。
他们曾经是右翼的领袖，是“美国自由联盟”的创始人，是“基督教阵线”的召集人，是“反新政运动”的金主。
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罗斯福上台之后选择了“合作”，把资金和关系撤了出来，以为这样就能保住自己的产业。
结果呢？胡佛的联邦调查局没有因为他们“合作”就放过他们。该抓的抓，该关的关，该消失的消失。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里，也没有人敢问。
“先生们，右翼的下场，就是我们的下场。”施瓦布把名单折好，放回口袋。
“只要罗斯福还在白宫，只要胡佛还在联邦调查局，我们就永远没有安全感。不是钱的问题，是命的问题。”
拉斯科布重新把眼镜戴上，
“施瓦布，你想怎么做？直接说吧。”
施瓦布看着拉斯科布，
“罗斯福要在麦迪逊广场花园演讲。下个月，六月十二日。到时候，会有几万人在现场，全国的广播电台在直播。如果在那天——”他停顿了一下，把后半句话咽了回去。
客厅里的空气像是被抽走了一半。
有人咳嗽了一声，有人把酒杯放下，有人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施瓦布，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坐在角落里的一个老人开口了。
施瓦布看着福特。
“我知道。我在说，如果罗斯福不死，我们就得死。
不是比喻，是事实。他在打内战，先生。
内战是要死人的。不是只死共产党，也死我们。
打赢了，他的军队更强，他的权力更大，他的税更高。打输了，共产党上台，我们更惨。不管输赢，我们都没有活路。除非——”
“除非罗斯福不在了。”老人替他说完了。
施瓦布点了点头。
拉斯科布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曼哈顿。
“施瓦布，你有合适的人选吗？”
施瓦布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穿着工装，站在一个靶场前面，手里握着一支步枪。
“他叫约瑟夫·赞加拉。意大利裔，在底特律长大。父亲是前意大利法西斯党员。
他在意大利内战中打过仗，在西班牙也打过。他的枪法很好，心理素质很好，不会紧张。”
“一个法西斯党员的儿子，来替我们杀罗斯福？”
拉斯科布的眉毛微微抬了一下。
施瓦布把照片放回口袋。
“他不是法西斯。他父亲是。
他在西班牙战场上被炸弹震坏了耳朵，退伍后找不到工作。
他在底特律的工厂里干过，但工厂被美共控制了，他不愿意替共产党干活。他现在在纽约，打零工，住在东区的地下室里。
他恨罗斯福，恨共产党，恨这个世界。
他什么都不在乎了。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是最好的杀手。”
拉斯科布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施瓦布面前。
“施瓦布，你确定他不会出卖我们？”
“不会的，由中间人在，安全的问题不用我们考虑了。”
拉斯科布沉默了片刻。
“钱呢？”
“已经准备好了。五万美元。先付一半，事成之后付另一半。”
拉斯科布伸出手。
“施瓦布，这件事我没有参与。我今天没有来过这里。”
施瓦布握住他的手。“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