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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两千八百五十三章 前提和推理

    所以这些方言谚语,就成了许慎《说文解字》里说这些字都是“从工声”的侧面证明。

    那到底当时的读音是什么样的呢?那就得一步一步倒着往前推了,在推到汉代之前,要先将明音,宋音,唐音论证清楚。

    这就分别要去和《洪武正韵》,《广韵》《集韵》,《唐韵》《切韵》像结合,找寻证据了。

    比如《平水韵》里的“一东”,韵母和普通话的后鼻音“ong”一样,而“二冬”,韵母其实类似“o”+“ong”,这个读音在吴语,闽南语,客家话,粤语里都有普遍保留,因此“一东”“二冬”,在方言里是十分容易区分的。

    每个韵部都不止一个字,所以这些字的发音还可以相互左证,再结合各地方言样本,能够较为方便且科学地推断出这些文字的古代读音。

    当然了,这问题要是仅仅这么简单的话,那也轮不到当做博士课题来做,这中间有许多的问题。

    其中一个大问题,就是韵书本身与时代脱节的问题。

    就好比《红楼梦》,绝大多数绘本里都会采用明代的服饰衣貌,都是以明代为背景,其实呢,从字里行间还是能够看得出来,曹雪芹是根据清代的社会为基础,所进行的加工。

    《水浒传》同样如此,写的是宋朝的事情,但是其实参考了很多明代的社会结构内容。

    《西游记》就更好笑了,唐僧师徒走遍万里,投宿化缘国王宴请,在哪儿吃到的都是中餐。

    韵书是文人收集整理的,他们收集整理韵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吟诗作赋,进行韵文的创作。

    而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追古”又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个习惯就算到了如今也是如此,一个高中生能够用古文文体,或者用甲骨文,篆书作高考作文,先不说写的水平怎么样,新闻肯定是要举国轰动的。

    因为这个习惯的存在,就导致了韵书的历代作者,更喜欢重视考证总结前代的声韵规律,而将本朝的声韵丢在一边。

    研究前代声韵,叫“雅事”,研究当代声韵曲调,叫俗不可耐,就好像搞古典乐的大家都认为高雅,而唱流行乐的天生就低了唱歌剧的一头,大致是这样的道理。

    所以这就给后人厘清那些韵部哪些是时代特征,哪些是前代规律,制造了很多疑点。

    比如在古人笔记里的童谣俗语顺口溜,佛经偈语,应时小曲,其声韵多半就是依照的“时韵”,而当时文人的诗词,骈文,则多半依照的古韵。

    如果不将之辨证地看待,毫无疑问就会陷入到逻辑混乱当中。

    除此以外还要考虑的一点,就是古代“方言”和“官话”的差异。

    明代的记录里,就有皇帝听不懂面圣官员口里难懂的福建话,广东话而头痛不已的情况。

    所以古人笔记里的童谣俗语顺口溜,佛经偈语,应时小曲,甚至一些刻意使用方言韵味创作的文学作品如竹枝词等,其韵律还有地域分布的因素,不能一味地拿“官话”,“正韵”取套接,不然同样会陷入到逻辑混乱当中。

    把这些都考虑完了,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被前辈们给带到沟里去。

    很多留下著述的前辈们,都是学问大家,但是学问大家也不见得所有观点都对,尤其是国文,国学,牵一点而动一片,谁也不敢就说自己能够将所有的点,所有的面,都考据完全了。

    随便举一个例子,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史学研究专家中,就曾经掀起过一股疑古思潮,由此产生“古史辨派”。他们对司马迁《史记》里记录的商王世系表,就提出了严峻的质疑。

    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是顾颉刚,他在1923年《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提出想做一篇论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正式挑战以往的古史书写。

    在那封关于古史演变的信件当中,顾颉刚指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第二是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是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

    顾颉刚认为这是不合理的,是可疑的,受此思潮的影响,中国上古史体系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

    新文化运动另一大佬胡适则在致顾颉刚的信中建议:“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走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

    由此,中国信史被缩短到两千五百多年。

    顾颉刚是什么人?那是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建国前的燕京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北平研究院研究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研究员、院士,《文史》杂志社总编辑,大中国图书局编辑所长兼总经理。建国后的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

    长期从事古史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负责校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著作有《古史辨》、《汉代学术史略》、《两汉州制考》、《郑樵传》等,与人合著《三皇考》、《中国疆域沿革史》、《中国历史地图》等,对中国的文史学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这样的人能够提出质疑的观点,那就必然是严密的,周尽的,经得起质疑的。

    至少在当时的学术界,能够辨得过他老人家的学者,基本没有。

    但是这些辨析和认知,都是依托于当时的史料,记载,以及严密的逻辑推论之上的,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一片甲骨惊天下,带有商王世系表的地下文物出土,极大地丰富了文史研究的证据,甚至推翻了当时学界对于史记商王世系的质疑。

    这也是文科和理科的重要区别,理科和文科的研究其实都讲求逻辑,但是逻辑分作了前提和推论两个部分。

    文理之间的区别,就是理科在相当大的范围里,其逻辑前提是完美的,周尽的,比如数学,它的前提就是1加1等于2,其它所有的公式,都是基于这一前提扩展出去的。

    又比如欧式平面几何,其实就是直线公理,圆公理,角公理这三个认定的前提上推到出来的。

    除非你从平面跃迁到立体,这前提才会被打破,否则就是完备的。

    文科的最大特点,就是逻辑前提的不完备,而不同的前提,哪怕使用相同的推理,能够得到的结论也是不一样的,甚至可能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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