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绝大多数后世人印象中中，封建时代的战争，往往是会集万千瞩目于己身的。
就好像封建时代，无论是对外主动征讨、被动防御，还是对内镇压、平乱——只要战争爆发，所有人的关注点，就都被会战争所吸引。
然而事实上，封建时代的战争，往往并不会引发太过强烈的注意。
准确的是，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往往只是战果。
好比一户农人，你说国家正在打仗，他会告诉你：打就打呗？
国家该打仗打仗，我就该种地种地呗？
咋？
国家打仗，农民就不用种地了？
这算个哪门子的道理？
故而，在战争爆发时，除了政坛和权利决策层，会从头到尾的关注战争进程外，其他的各个群体、阶级，都只会等一个结果。
而且不是干等，而是一边忙自己的事——该种地种地，该读书读书，边忙边等。
其中，尤其是对最底层的农民而言，甚至就连战争的结果，都不是那么的重要。
一来，是在封建社会体质、体系当中，作为最底层的农民，其生存压力相当之大。
整日整日头疼吃什么、穿什么，也就没有精力去关注万千里外，正在进行的那场战争了。
二来，则是农民家庭对战争的参与度，同战争胜利与否之间，实在关系不大。
因为对于农民家庭而言，自家子侄参军入伍，并不是只有建功立业，武勋得赏这一条路子，能为家庭带来好处。
——能活着下战场，能全须全尾的得到赏赐，自然是最好的。
但若是不成，那就退而求其次——缺胳膊少腿了，官府给了伤残补助，又或是阵亡、战殁了，官府也同样会下发抚恤金。
对于农户家庭而言，二者的区别只在于：租赁，还是一次性买断。
建功立业，或者受到封赏，就像是农家子弟被朝堂、被军队租赁，并且租赁结束。
而伤残、战殁者得到的抚恤金，则好似官府一口价，把农家子弟给一次性买断了。
这么说或许很残忍。
但这，也同样是残酷的现实。
——农民当然希望自己子弟，能平平安安从前线回来。
但这是不受控制的事。
所以，农民们便只能将希望，从子弟平安归来，改变为：至少钱的回来。
功臣封赏也好，伤亡抚恤也罢——总归是要回来的。
而战争的胜败，却并不与某一个农家子弟，究竟是建功立业，还是丧权辱国直接挂钩。
打了胜仗，农家子弟也照样会死不少。
打了败仗，也未必就没人活得下来。
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相较于战争的胜败，底层民众还是更担心自己的子弟，有没有英勇杀敌、建立武勋，又或是是否被致伤致残，后半生都有了官方的照料。
当然了，如果战争胜利，则胜利方自然是伤亡较小、武勋较多；战争失败，则失败方伤亡更大、武勋更少。
所以，民众出于最朴素的：希望自家子弟平安归来，顺便建功立业的心思，为汉军将士祈祷，祈求上苍庇护，好让汉家打一场胜仗。
但也绝不会像后世的现代人那般，每日关注战争的实时动态，又或是听人同自己分析接下来的战争走向。
底层民众，生存艰难。
在自家没有被抽丁参战的前提下，能稍稍关注一下这场战争的存在，并在脑海中生出‘希望能胜利’的念头，就已经是极限了。
其他的时候，民众的绝大多数注意力，都还是放在生活本身。
事实上，自当今刘荣即位以来，这将近四年的时间里，汉家几乎是在连续、不间断地同匈奴人打仗。
从最初的朝那之战，到后来的河套-马邑之战，再到年初冬天的高阙之战。
坊间甚至有人说：自当今即立，汉匈之间，便几乎没有停过‘火’，不是在打仗，就是在奔赴战场、开启战争的路上。
然而事实上，过去这几年，天下民众的大部分注意力，都仍旧放在了各自的生活智商。
春耕秋收，该种地种地。
传来朝那之战胜利的消息，搞两杯庆祝一下——毕竟这是汉家第一次胜利、第一次把匈奴人拦在国门外。
还是该种地种地，该干活干活。
又传来河套-马邑战役获胜的消息，这倒是可以更隆重的庆祝一下。
毕竟再怎么说，河套夺回来了。
开疆拓土不说，尤其还是开的这么一片特殊的土地。
有了河套，汉家不再缺牛、马，百姓民或许就可以和秦时那样，以牛耕犁。
军队也必然能组建起骑兵，从此不再被匈奴人的骑兵当狗遛。
但庆祝完了，也仍旧还是要生活。
便是高阙之战胜利的消息传来，即便整座长安城，都被一股浓烈的欢欣、喜悦所充斥，但终究也仍是庆祝而已。
庆祝完了，人们便不会再整日整日的想起、提起这场战争。
生存。
底层民众，要竭尽所能，穷其一切，来保障自己的生存。
而一场战争的胜利，是无法在短时间内，为具体的某个人——某个没有参战的个人，带来太过显著的利益、又或是生活帮助的。
事实上，不单底层民众如此。
官方的郡县政府，乃至于长安朝堂，其实也在不同程度上，有类似的情况存在。
当然，并不是说官府、朝堂，也和底层民众一样‘生存艰难’，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在生存之上，故而无心关注战争。
而是因为官府、朝堂，有许多除战争之外，仍需要关注——甚至更应该关注的事。
好比某个县，又要维护当地治安，又要处理当地的刑事、民事案件，还要收缴赋税、疏通水渠、维护道路。
你问他，为啥不关注高阙之战？
是真的没空啊……
一个县尚且如此，更高级别的郡，乃至长安朝堂中央，那就更是不必赘述。
几乎每一天，长安朝堂中央，都要接收到天下各地送来的海量事件，需要进行决策。
往大了说，谁谁谁图谋不轨，意图造反啊~
某某地遭遇灾害，需要赈灾啊~
又或是某某人、某某地发生‘天启’事件，需要长安朝堂中央，去解读上苍启示的具体内容之类。
往小了说，某某郡某某县要开条新渠、建条新路啊~
某个地方的某些群众，因为什么是而对当地政府不满啊~
等等。
需要长安朝堂关注、解决，并做出决策的事，堪称海量。
而且不是积攒起来的海量，而是每一天，都以海量的速度暴涨。
也就难怪秦始皇嬴政，忙的一天只能睡两个时辰，批阅奏疏时反复拿起、放下竹简，最后都把肩膀给累坏了。
简而言之：长安朝堂很忙。
作为朝堂中枢，是没有办法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一场战争之上的。
绝大多数情况下，长安朝堂中枢对某场战争的关注，也仅仅局限于：战争爆发前，有司公卿重臣商量一下怎么打，派谁去打，什么时候、在哪里打。
商量好了，再由少府去负责具体的物资调配，战争就可以开始了。
开始之后，大家就都各忙各的去了。
忙累了，办公办的头昏眼花，腰酸腿疼的时候，借着伸懒腰的功夫，同身旁的属官问上一句：打得怎么样了？
这便到头了。
再然后，便是战争结束，捷报或噩耗传回，大家再根据情况，做出针对性的布置。
如果胜利了，该如何安排庆典；
如果失败了，该如何将后续的影响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如何弥补战争失利，为汉家所带来的政治打击。
以及：无论胜利还是失败，都同样会存在的：有功将士封赏，以及阵亡将士抚恤。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对于长安朝堂中央而言，战争，也同样只是有司官员工作的一部分。
就像廷尉的官员，本职就是审理案件、惩处罪罚；
太仆的官员，本职就是天下马政，捎带上天子仪驾等等。
长安朝堂的责任，便是在汉家发生一切变故、突发情况时，作出相应的应对，又或是在事前进行谋划、引导，来让事态按照有利于汉家的方向发展。
而战争，仅仅只是长安朝堂中央，所需要解决的无数事件、所需要面对的海量决策当中，相对比较重大的其中之一。
且战争决策的确立，以及战争最终的走向、胜败，会对政局造成较大的、较为直观的直接影响。
所以，长安朝堂应对起来，也会稍谨慎些、精细些。
但还是那句话。
大家都很忙~
农民忙着种地，商人忙着买卖，匠人忙着打铁，官员忙着贪污…咳咳，忙着治民。
长安朝堂，更是要为了整个天下的大小事务，而时时刻刻忙到脚不沾地。
正所谓：三生不幸，知县附郭；
三生作恶，附郭省城；
恶贯满盈，附郭京城。
如果按照这句话来定，那长安朝堂中央，便竟都是‘恶贯满盈’，惹得上苍震怒，不惜以这种方式降下天罚的苦命人。
对这些人而言，很多时候、很多事，都是不大受控制的。
比如，东宫太后，西宫天子，说不定就要脑门一拍，搞出什么幺蛾子。
没搞出名堂，甚至搞出问题来了，把脖子往后一缩，最后还是要朝堂去擦屁股。
再比如，某些政策的颁布和推行，往往会出现一些‘事与愿违’的情况。
就像是长安朝堂，在天子的允许下颁下政令：为了庆祝东宫太后大寿，今年全天下免除税负！
结果到了下面的郡县，话很有可能就被‘传’成，或者说是被理解成：今年，东宫太后大寿。
大家伙儿，难道就不表示表示？
老百姓自然不需要‘表示’。
但官员呢？
太后大寿，你甭管官大官小，总不能真就什么都不表示吧？
自然是要‘表示’的。
而表示，又是需要花钱的。
钱从哪来？
于是，长安朝堂发下去的政令，到了地方郡县就变成了：为了庆祝太后大寿，今年，本郡/本县额外收xx税，每人每户xx钱。
原本不需要‘表示’的百姓农户，被官员摊牌上了本不属于自己的责任。
结果钱花了，最后还不算是百姓农户表示的，而是地方官员，代表当地百姓农户——更或直接就是代表自己，向太后有所‘表示’。
花百姓的钱，办自己的事，走自己的人情。
偏偏长安朝堂中央，还拿其毫无办法——甚至大概率发现不了。
长安朝堂只会知道：命令发下去了，府、库也确实没有收入税、赋。
对此，长安朝堂心中有数，天子、太后，也都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却也只能通过采风御史、监察御史等方式，来让下面的官员收敛一些。
但也正应了那句话。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这边，天子荣刚定下制度，为外族奴隶减免奴隶税，寄希望于一次引导汉家的地主、富户，为了节省成本而用更多的外族奴隶——至少在重体力劳动方面，更多的用外族奴隶，而非汉人。
结果制度刚确立不久，底下的‘对策’便已经准备好了。
——外族奴隶？
便宜没好货！
又懒又蠢不说，还听不懂人话！
而汉人，贵有贵的道理——踏实肯干，逆来顺受，又好沟通。
可汉人奴隶的奴隶税，就是比外族奴隶的奴隶税贵啊！
怎么办？
简单。
让汉人奴隶，‘变’成外族就好了。
具体操作方式也很简单。
权贵、富户，本就有收买官员的需求，甚至大都和地方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输送关系。
随便找一个县令级别的官员，让人家卖自己一个人情，把自家的汉人奴隶，都在奴籍簿上改成外族就行。
至于这么做会不会露馅？
原本是不会的。
燕国东北的朝鲜奴，还有岭南的百越奴、西南夷的夷奴等，看上去大都和汉人没什么两样。
光从外表，是无法判断出一个奴隶，究竟是汉人，还是这些泛华夏文化圈的‘外族’奴隶的。
直到有一天，一个被改为‘外族’的汉人奴隶，不知道脑子哪根筋打错了——居然跑到官服门口，状告自己的奴隶主！
原本只是一件极不起眼的小插曲，却在一系列的机缘巧合下，才长安朝堂中枢，卷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反贪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