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刘璋虽然被益州内部的亲魏派说动，决定派遣张松前往邺城结盟，但这个想法要实现却没有那么简单。
正所谓：少不入川，老不出蜀。
益州在富庶安逸的同时，地势险峻也是出了名的。
在当下益州内部的人想要出川，基本上只能走两条路线。
其一，便是向东顺长江经三峡至荆州。
这条路线看似轻松，但风险却是不小。
要知道三峡两岸武陵山区山势复杂，陆路几乎不可行，使水路成唯一选择。
然而三峡段的水流又十分湍急、礁石密布，仅丰水期可通航。
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中流砥柱”便是在此处。
自秦灭巴蜀将益州纳入中夏版图，便不知道有多少先民在此船毁人亡。
至于出川的第二条路线则向北，走汉中。
穿越金牛道或米仓道后，再走子午道或褒斜道翻越秦岭，便能抵达关中。
这也是成都与长安、洛阳之间最短的路线。
只是这条路线也不比三峡水路安全多少。
除了天险阻隔之外，还需穿越秦岭与大巴山，穿越一连串的悬空栈道。
但凡走过一次北线栈道的人，恐怕都不想再走第二次。
不过话又说回来，出川北线曾经并没有这么艰难。
先秦时，从汉中走水路其实可以直达关中的，并且有两条路可走。
一条是经故道水直抵右扶风郡陈仓县；
另一条是沿汉水直达天水郡（汉阳郡）。
秦朝末年，韩信明面上遣周勃装着修复褒斜道，暗中却派遣樊哙延汉水出天水郡，抵达陇西；又命曹参经子午谷直抵长安，作为牵制力量，而韩信自己则亲率主力经故道水攻克陈仓，一举夺得关中。
是故，汉族的汉，不仅仅是汉朝的汉，更是汉中的汉，汉水的汉。
只可惜造化弄人。
《汉书》记载：
吕后二年正月（公元前186年）武都山崩，杀七百六十人。
山崩倒没什么，这场大地震最大的问题在于诸多滑坡阻塞了汉水，形成大量的堰塞湖，后堰塞湖西南方向决口，汉水从此向西南注入了嘉陵江。
原本属于汉江上游的一些支流，就这样硬生生逼进嘉陵江去了。
这便是历史上的“嘉陵夺汉”。
从此以后宁强以西的汉水称为西汉水，成为嘉陵江最大支流。
而堰塞湖东边那段汉水河道只剩下干涸的河床，再无水路可供舟船通行。而不远处的嘉陵江却由于山高谷深，水流湍急，无法通航。
从汉中到关中的便捷水路从此断绝，令后来的诸葛丞相不得不六出祁山。
最终令诸葛丞相在五丈原不甘的留下一句“悠悠苍天！”
想必诸葛亮临死之际，应该也对汉初的那场大地震耿耿于怀吧！
至于后世邓艾灭蜀的奇袭路线“陇南山道”其实是兽道，压根不是人走的。
说真的，邓艾那老头能活着走完“陇南山道”在后世都算是个奇迹。
只是如今的张松肯定是不敢走这条路线的。
至于北线张松就更不敢走了。
眼下汉中被张鲁所占，乃是不折不扣的敌境，张松可不敢赌张鲁的仁慈。
相比之下，东线的三峡水路虽然危险，但到底是个通道。
……
兴平二年，八月甲辰日。
当船只驶出西陵峡后，长江河道顿时转向开阔平缓。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说的便是此景。
只一个日夜，张松所乘坐的船只便从三峡东口顺流直抵江陵城下。
傍晚，当张松踏上江陵城外的码头时，忍不住抚须而笑道：
“天险不及人险也！”
说罢他便洒脱的摆了摆手：“进城”
“喏！”
一众仆役很快便将一箱箱蜀锦从船上卸下，驱车前往江陵城。
由于益州和荆州的关系不怎么好，虽不至于像汉中那样剑拔弩张，但也算不上朋友，所以这次张松并未公开身份，而是换装匿迹，伪装成蜀中的商队在外行走。
如此一来，作为益州的拳头产品“蜀锦”自然少不了。
毫不夸张的说，如今蜀锦的益州之外几乎一直处于“有价无市”的状态。
像张松这样的蜀中商队最是受荆州豪族、巨贾喜爱。
可谓“蜀锦开道，无往不利”。
事实也确实如此，张松在荆州的行动并没有受到什么阻碍。
要说唯一的阻碍，恐怕也就是荆州豪族巨商总想和他签订后续的交易。
若是能每年都能获得一定的蜀锦份额，那就最好不过了。
为此张松不得不分出精力与这些人周旋，这才得以脱身北上。
出川之后，张松的路线就要简单多了。
从江陵至襄阳，再由襄阳一路北上穿过南阳郡便可抵达颍川郡昆阳县。
一路上轻骑简从，张松不日便可抵达邺城。
然而随着张松深入荆州，他渐渐发现荆州也为邺城的“国学”争论不休。
……
其实早在魏哲于邺城设立“知行书院”之前，刘表就已经干这事儿了。
只不过他并没有明着来，而是开立学宫，博求儒士。
随后其更是任命荆州大儒宋忠伟“五业从事”，组织一众大儒编撰《五经章句后定》，其目的就是效仿光武帝刘秀，设立新官学，
所以刘表虽没有像当初的刘焉那样使用天子乘舆，但他的那点心思荆州的聪明人早就猜出来了，否则也不会顺水推舟劝其进位“楚王”。
而在魏哲于知行书院讲学之前，荆州官学其实主要以批判郑学为主。
尤其是在元骏上任徐州刺史，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长廊辩经”之后，荆州的主流观点基本上就是【挺“陈”批“郑”】，至少刘表是这样的态度。
然而邺城的“国学”一出，荆州官方学术观点顿时就转移了目标。
宋忠、綦毋闿等一众大儒引经据典，对魏哲，为国学大肆批判。
襄阳学宫的千余儒生也不甘其后，成为与知行书院学子对抗的主力。
一南一北，一古一今。
两地的士人就这样开始口诛笔伐，进行着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而当察觉到这个情况之后，张松咂舌之余也忍不住在襄阳止步不前。
不过宋忠等人只顾着批判魏哲，却忽略了一件事。
那就是批判之前必须了解，否则如何做到有的放矢？
结果魏哲的“国学”就这样光明正大的进入了襄阳学宫，并且大规模向襄阳周边蔓延，开始被一众古文经学的儒生所追捧。
客居襄阳的颍川名士司马徽便批判宋忠等人满口空谈，不识时务。
司马徽虽是天下名士，可是却与时流大儒不同。
庞统年少时听闻司马徽在颍川，便不远千里前往拜见，但他赶到时正好遇到司马徽在采桑叶。
当时庞统还是个少年，便忍不住失望的吐槽道：
“吾闻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焉能执妇人之事？”
然而司马徽闻言却毫不在意，反而泰然自若道：
“昔伯成耦耕，不慕诸侯之荣；原宪桑枢，不易有官之宅。”
“何有坐则华屋，行则肥马，侍女数十，然后为奇。此乃许、父所以慷慨，夷、齐所以长叹。虽有窃秦之爵，千驷之富，不足贵也！”
司马徽之言就是在嘲讽庞统生来富贵，却不知世事艰辛。
庞统由此叹服，在司马徽迁居襄阳之后时常前往请教。
故此司马徽格外赞成“国学”所主张的实心任事，量知为用。
他甚至难得走出隐居之所，在襄阳士林集会时公开褒奖魏哲之学为“经世致用之学”，堪称救世之良方也！
受他影响，其弟子南阳刘廙、襄阳向朗都成为了“国学”信徒。
除此之外，襄阳庞氏的家主庞德公也对魏哲颇为赞赏。
只是由于家族拖累，庞德公不方便公开声援魏哲，于是便转而批判宋忠所注的《太玄经》空讲义理，满口虚言，实乃误人子弟。
于是乎还不等宋忠等人将邺城“国学”批臭、批伪，荆州士林内部便分裂了。
以司马徽、庞德公一派的大儒与襄阳学宫迅速割裂，开始口诛笔伐起来。
其中有部分荆州士族顾忌刘表的态度不敢公开站队魏哲，便转而集火宋忠。
而在这场学术斗争之中，最引人瞩目的则要当属庞统与王粲无疑了。
其中庞统还好说，身为襄阳庞氏的嫡子，本就是荆州年轻一代的风云人物。
他在此次风波之后替庞德公冲锋陷阵那也是应当。
但王粲就不同了，此人可不是后世所言的“建安七子”之首那么简单。
王粲出身兖州高门，山阳王氏，乃太尉王龚曾孙、司空王畅之孙。避祸荆州之后他便以博学多闻著称，其诗赋感时伤乱，深沉真挚，但情调苍凉，悲而不壮。为荆州士子拜服。
以往荆州士林只知王粲长于辞赋，冠盖荆州，却不想王粲的经学造诣亦极深。
甚至从某种程度而言，他简直就是知行书院的荆州分院代表。
为什么这么说呢？
皆因王粲受父祖影响，知道治理天下并不是夸夸其谈便可以的，故此他自幼便秉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念。
在得闻邺城国学之前，王粲便开始有意融合儒家礼乐与法家刑罚思想，尝试寻找出一条经世致用之道。
从这个角度来说，王粲的学术态度其实比魏哲还要激进。
也正因为这一点，得闻国学的王粲几乎将《知行录》奉为至宝，日夜苦读。
如果说此前他觉得魏哲乃乱世之枭雄的话，那么读完《知行录》之后王粲则几乎将魏哲视为上古三代之圣王，彻底的心服口服。
没办法，实在是魏哲的理论太合王粲的理念了。
于是在这场思想战争爆发之后，王粲的表现简直堪称学术界的“吕布”。
针对襄阳学宫主张的“纯任德教”“天下太平可废刑罚”论调，王粲直接做《太平论》以抨击之，立场鲜明的表示，乱世更需刑罚震慑，法治是匡正时弊的必要手段。
而当宋忠表示一旦纯儒治国，众贤在朝，天下自可太平的说法，王粲则又是洋洋洒洒数千言，做《儒吏论》批判当今俗儒的迂腐与贪鄙。
王粲甚至在《儒吏论》公然提倡“儒法合流”，建议宋忠多读读法家之言，学习学习具体的治国之道，以免口出无知之言，贻笑于大方之家。
一时间，偌大的襄阳学宫，千余名士子，竟然被王粲一人镇压。
没办法，谁让他们无论是经义还是文采都比不上人家呢！
要知道王粲所做的《太平论》《儒吏论》甚至连荆州的今文经学一脉自己都忍不住佩服，甚至搭配着《知行录》来看，渐渐有些倒戈的意思了。
而当察觉到这一点后，王粲也没有再继续追着落水狗死打，而是转而根据自家苦心研读《知行录》的心得，做《务本论》，向荆州儒林科普魏氏国学的诸多理念。
比如他在《务本论》后便言辞犀利的驳斥谶纬之说，主张回归经典本义。
并且在《务本论》中疾呼：“八政之于民也，以食为首！”
最关键的是，王粲还主张将农业视为立国之本，针对战乱导致的荒田问题，应当由官府“仰司星辰以审其时”，指导百姓按照农时耕作，并建立严密的赏罚机制，农民依收成优劣亦获相应奖惩。
可以说王粲的政治理念方方面面都与魏哲高度一致。
如果说其他荆州士人只是认可“国学”，那么王粲就是彻底成为魏哲的死忠。
一时间，宋忠所代表的襄阳学宫那叫一个气急败坏。
毕竟文采即口才，他们实在吵不过王粲。
于是无奈之下，宋忠等人只能另寻他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