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你觉得自己是那个站在矛盾之上的高明的人了？”
王文韬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再明显不过了：
在国企改革这件事上，你打算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是打算站在矛盾之上，要明哲保身，置身事外了？
但面对质疑，江振邦并不慌张，只是非常诚恳地说：“王老师，我只是觉得，站在矛盾之外，是指消极躲避，明哲保身，远离是非。”
“但如果像您书中说的站在矛盾之上，则是跳出矛盾本身，持更高的视角去俯瞰矛盾。只有这样，才可以让人看清事实，冷静分析，解决矛盾。”
江振邦停顿了一下，观察着王文韬的表情，继续说道：“这就像是《矛盾论》所讲的那样，要看清矛盾的主次、内外和转化条件，从而驾驭矛盾……如果陷入矛盾本身，选择矛盾其中任何一边，那肯定就不高明了！”
江振邦说完自己的理解之后，又征求意见：“老师，这是我对您‘矛盾之上’这句话的理解，我不知道自己说的对不对？”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既然是你书里的理论，那我就用你的理论来反驳你。
江振邦这招太极推手打得可谓是圆润自如。
但是，坐在他对面的王文韬是何许人也？
这位早在八十年代就带领高校队伍在狮城舌战群儒，过五关斩六将拿下国际辩论赛金牌的人物，怎么会被这种文字游戏绕进去。
王文韬压根没有去和江振邦掰扯什么谁对谁错，更没有陷入“你说你有理，我说我有理”的逻辑陷阱。
他只是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平静地抛出一句：“你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还要怎么正面啊？我拒绝的还不够明显吗？
江振邦心中叹息，想了又想，又侧面回应：“兴科集团眼下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期，摊子铺得太大，内忧外患。我想踏踏实实带动产业发展，尽可能多提供一些就业岗位。在奉省内，解决一些力所能及的、更实际的矛盾。”
这是他的心里话：别搞我了，兴科现在好好的，我要是跳出去成了众矢之的，被那些既得利益者搞垮了，反而得不偿失。
江振邦在兴宁呼风唤雨，已经动了太多人的奶酪。
要不是有重生者的先知先觉和兴科的政绩护体，再加上兴宁市委市政府的全力保护，肯定没他好果子吃。
如果江振邦敢得意忘形，跳到更大的舞台上，直面全国的既得利益者群体，注定只有死路一条。
他不想成为那个为了改革而献祭的悲情英雄，他想做成事，并且全身而退。
“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王文韬听懂了，但他只是摇了摇头：“祝总一来，兴科集团必然会再次在全国范围内掀起舆论。到时候，矛盾，是无法避免的。”
这番话，既是提醒，也是一种宣告。
江振邦默然两秒，叹了口气，心思百转千回。
他知道王文韬说得对，虽然他一直不敢再往那方面想。
从江振邦决定把兴科和兴宁市做成“国企改革样板”的那一刻起，他就注定无法再低调发育了。
祝副总理点名来兴科视察，本身就是一种支持性质的公开表态、一种政治上的站台，势必会把江振邦推到风口浪尖上。
到时候，就算江振邦本人三缄其口，不在媒体上发表任何激进言论，围绕兴科模式的斗争也会越来越激烈。
最关键的是，江振邦现在并不确定，祝副总到底想通过此举，向外界传达一种什么信号？
起初，江振邦想的比较简单，通过和王文韬简单的交流，下意识认为上面是要让他做嘴替；
煞一煞当下这股卖企业的风，让下面既要防止国资流失，又要搞好国企经营。
但这几天江振邦经过反复思考，又总觉得这事应该没那么简单，他当初那个想法有些自以为是，把自己看的太重了。
站在更高层的角度来看，国企改革这件事，真的太复杂了，牵扯的太广了。
即便重活一次，以过来人的上帝视角看待国企改革，在亲身参与其中之后，江振邦依然不敢说自己能够看得非常全面。
首先，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受诸多因素影响，当下大部分国企都面临业绩低迷、组织臃肿、机构冗余、负债累累……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至于这些问题怎么来的你不用管了，反正国企改革是一定要改的，市场化是一定要进行的，否则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这是从中枢到地方，再到企业管理层的共识。
但问题是，国企改革，改的到底哪些东西呢？
它改的不仅是国企本身，那背后牵扯的是上亿工人的饭碗，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和产业基础，更涉及了从“地方分权竞争”逐步转向“全国一盘棋”下的央地博弈。
另外，还有一个最致命的痛点。
现在的国企成员构成中，平均三成是离退休人员，一线工人更是老龄化严重，用不了几年就要面临退休潮。
虽然，他们过去为厂子、为国家付出了半辈子，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现在，从纯粹的财务报表来看，他们已经成为了国企沉重的“负担”。
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未来这个包袱还会越来越重，直到把企业彻底压垮。
企业是要给他们开退休金，报销医药费的呀！
在社保体系尚未完善的1996年，国企就是社会保障本身。
那么有着这么多问题的国企，到底要怎么改革？
上面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战略，意思是大型国企的产权还要坚持国有，用各种方式搞活搞好它们，小型国企就选择放开了，能活最好，不能活也没办法。
这一招出来，地方政府懵了。
大哥，效益好的、规模大的企业都是中枢直管，分税制改革后，地方税收你也拿了大头，我手里都没钱了，剩下这些烂摊子……我怎么处理？
我连机关干部的工资都快开不出来了，我他妈能怎么处理？
上面也很无奈啊：你们处理不了，我就能处理了吗？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怎么办？
对于手里没钱、还要养活一大帮人的地方政府来说，只剩下一条路：
市场化。
推向社会，卖！
卖不出去？那就送！白送都行！只要有人肯接盘，肯承担债务和安置工人，怎么都行。
而这么一来，哪怕原来发展得蒸蒸日上的国企，也会突然出现巨额亏损。
这是人性使然。
厂长经理们为了能以低价将企业买入自己囊中，会想尽一切办法做低资产，隐瞒利润，甚至故意搞垮企业。
然后，盛宴开始了。
当国企被私人低价买走后，要么是杀鸡取卵，变卖地皮设备套现走人；要么是被市场无情淘汰；要么是进行大幅度的“减员增效”，将老弱病残这些包袱迅速甩给社会。
轻装上阵后，管理层们一个个干劲十足，不少企业确实起死回生了……
但代价呢？
这是无法估量的。
还是那句话，任何事物，都会朝着阻力最小的方向运动，改革更是如此。
卖掉企业，对地方政府来说，就是阻力最小、见效最快的路。
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呢？
有，但一切政策都要人去执行。
上层想做成任何事，第一要务是让方方面面的利益和这件事大体一致。
其次，还要考虑到下面的人有没有这个能力。
地方能推动下属国企政企分开，充分市场化转型，让它们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使企业存活下来，那就已经是出类拔萃的能臣干吏了！
至于在搞活企业的同时还要守住国资……那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啊。
所以最终，任何改良政策，还是会回归于人性使然，必要的牺牲、发展的阵痛。
那在这个历史的大潮面前，江振邦自己能做什么？
他认为自己如果能发展好兴科，再守好兴宁市那一摊子，那就非常不错了，除此之外他什么都做不到。
王文韬一直静静地观察着江振邦，见他神情变幻，也不再多言。
拔开钢笔帽，王文韬在《政治的学问》扉页上，龙飞凤舞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顿了顿，他略作思索，又在名字下方，写下了一行赠言：
【行远自迩（ěr），笃行不怠。赠江振邦同志。】
这八个字出自《礼记·中庸》。
大意是：要把路走远，必须从近处开始，做事需循序渐进、由浅入深；要自强不息、坚定地践行，坚持奋斗不能有丝毫懈怠。
这既是鼓励，也是对江振邦刚才心态的一种隐晦鞭策。
写完，王文韬将书推了回去。
江振邦轻吸一口气，调整好情绪，看着那行字，称赞道：“好字啊！真是苍劲有力，刚健中带着飘逸！”
然后，他又把另一本《米国反对米国》递了过去，笑着说：
“谢谢老师，还有这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