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零年九月一日，上午八点。
清水湾片场门口，三辆改装过的越野车，整装待发。
车身上贴着醒目的标记：“香港鑫时代”。
钱深检查着最后一批器材，对身边的林莉说：“录音设备都带齐了？老陈说了，要录槟城的海浪声、老街的叫卖声、还有，”
“还有空屋里的风声。”
林莉拍了拍鼓鼓囊囊的背包，里面塞满了录音带和笔记本。
“放心，我连不同时间的海浪声，都计划好了。清晨的、中午的、黄昏的。陈先生说得对，声音，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许鞍华从片场里走出来，今天她难得没穿导演马甲。
而是一身轻便的卡其色工装裤和帆布鞋，头发扎成利落的马尾。
“许导，您这身打扮，”
谭咏麟从车窗里探出头来，他今天穿了件花哨的夏威夷衬衫。
跟首映礼那件不同，这件印的是椰子树和菠萝，“像要去探险！”
“就是去探险。”
许鞍华拉开车门，“只不过我们要挖的宝藏，是藏在时间里的故事。”
张国荣安静地坐在第二辆车里，膝盖上摊着陈文统先生赠送的《笔·剑·书》。
他推了推眼镜，轻声对旁边的顾家辉说：“辉哥，陈先生在书里写，他年轻时为了写《萍踪侠影录》，专门去西北看大漠。他说‘虚构的故事，需要真实的尘土来喂养’。”
顾家辉正在调试一台便携式录音机。
闻言抬头：“所以他给我们的那些资料，就是‘真实的尘土’。阿伦，Leslie，你们这次去，不仅要听故事，还要听声音里的情绪。比如那位黄月萍老人说话的语气，她念那封未写完的信时，声音会不会在某处颤抖？”
“好！我会认真去记。”
张国荣在笔记本上，写下这句话。
黄沾从食堂方向冲过来，手里抓着两个热腾腾的叉烧包。
一边跑一边喊：“等等我！陈伯特意早起做的，说南洋没有这么地道的叉烧包！”
他身后，徐小凤摇着团扇款款走来。
今天她穿了件素雅的浅蓝色改良旗袍，头发用一支玉簪松松绾起。
“小凤姐，您怎么也这身打扮？”
邓丽君从第三辆车里探出身，她今天穿了简单的白色衬衫和长裙，像个清纯的女学生。
“去听故事，又不是去走秀。”
徐小凤优雅地坐进车里，“再说，陈先生说那位黄月萍老人终身教书，想必是喜欢清爽打扮的。我穿得太隆重，反而让人家有距离感。”
赵鑫和林青霞最后走出来。
两人都身着轻便的旅行装，赵鑫左手腕的护腕，换成了更透气的运动款。
林青霞戴了顶宽檐草帽。
“都齐了？”
赵鑫环视三辆车，“陈先生已经在槟城等我们了。这次调研预计两周，重点就是陈先生提供的那几处‘空屋’。记住，我们不是去猎奇，而是去倾听。如果屋主后人愿意讲，我们就安静地听；如果不愿意，我们就礼貌地离开。”
“明白！”众人齐声应道。
车队出发时，陈伯拎了个大袋子追出来。
里面，装满了独立包装的杏仁饼和鸡蛋卷：“后生仔！南洋吃食你们可能不惯，带点家乡味道！”
三辆车驶出清水湾，驶向启德机场。
路上，谭咏麟忍不住哼起了《月光光》的调子。
哼着哼着，忽然停下来：“你们说，蔡家那个小儿子，写那首没完成的歌时，到底想加什么样的‘亮音’？”
张国荣看着窗外飞逝的街景。
轻声说：“也许不是欢快的亮音。可能是希望？！就像在黑夜里，看到远处灯塔的一点点光。”
“这个意象好！”
黄沾从前座扭过头来，嘴里还叼着半个叉烧包。
“老顾，记下来！‘灯塔的光’，可以用在Leslie的版本里！”
顾家辉已经拿出小本子在记了：“阿伦的版本用交响乐表现‘历史的追问’，Leslie的版本用钢琴表现‘个人的微光’。两个版本，最后在电影里对话……有戏！”
许鞍华听着后面的讨论，嘴角微扬。
她翻开陈文统先生给的手绘地图，目光落在槟城乔治市。
那栋标注为，“蓝屋”的建筑上。
“林莉，”
她轻声说，“到了槟城，我计划第一个，就去拜访黄月萍老人。陈先生说她，在中华中学教音乐，今年六十五岁，终身未嫁。”
“为了等一个人，等了一辈子。”
林莉轻声接话，手指无意识地抚过背包里的录音机，“许导，你说她会愿意，把那段故事讲给我们听吗？”
“不知道！”
许鞍华诚实地说，“但陈先生在信里说，黄老师这些年，一直在收集华侨抗战史料，在学校里办展览。我想，她也许也在等一个机会，让更多的人知道那些故事。”
上午十点，启德机场。
办完登机手续后，众人在候机室等待。
谭咏麟坐不住，在免税店里转悠。
回来时拎着个袋子：“我买了槟城白咖啡！听说特别香！”
“你买咖啡干什么？”
张国荣失笑，“槟城本地没有吗？”
“先尝尝嘛！”
谭咏麟理直气壮，“万一不好喝，我还可以从香港带过去！这就叫有备无患！”
徐小凤摇着团扇。
慢条斯理地说：“阿伦，你这性子到了南洋，可别一惊一乍的。我们是去听老人讲故事，要沉得住气。”
“小凤姐放心！”
谭咏麟拍拍胸脯，“我谭咏麟，关键时刻还是很靠谱的！你看首映礼那天，我虽然穿得花哨，但电影开始后，我是不是一句话都没说？”
“你睡着了。”张国荣无情拆穿。
“我那是在闭目养神！用心感受！”
众人正说笑着，广播通知登机。
飞往槟城的航班上，钱深拿出陈文统先生提供的资料，开始给团队做“行前预习”：
“根据陈先生的考证，1937年至1941年间，仅槟城一地，至少有四百名华侨青年，回国参军。他们大多出身富裕家庭，有些是独子，有些是兄弟几人，一起回国。”
他翻开一页，泛黄的名单复印件：“这是1939年《槟城新报》刊登的‘回国服务青年光荣榜’，上面有姓名、年龄、家庭住址。陈先生在这份名单里，找到了我们目标中的三处‘空屋’的主人。”
许鞍华接过名单，手指抚过那些早已模糊的铅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