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说什么？”
“电视剧？”
郑晓龙有些错愕。
因为在他看来，江弦那是搞文学的人物，搞电影的人物。
这年头，文学和电影那是文艺界的重头戏，最受大众瞩目。
换句话说就是红海，市场一片大好，竞争那叫一个激烈。
他们电视剧呢？
那真是蓝海一片，和电影、文学这些文艺主流一比，实在是不被待见。
没办法，电视剧这个概念现在在国内实在是太模糊了。
他们京城电视艺术中心拍过几部电视剧，像是《矿长》、《头发的故事》，这些片子，与其说是电视剧，倒不如说是电影。
形式上太像电影了。
原因也很简单，电视艺术中心的工作人员，像林汝为，也就是《四世同堂》导演，这些人都是来自长影厂、西影厂以及各个电影厂的。
他们本来就是拍电影的，自身也有拍电影的能力，但是为了回京城，想进北影厂又进不去，因此只好“屈尊”来到这个电视艺术中心，都集中到了电视艺术中心这儿。
电视剧是什么，他们也不太明白，也是试着去接触，因此拍出来的东西形式上就更像电影。
话又说回来了。
这些人搞电视剧，那都是被逼无奈，实在没办法拍电影，没有谁是能拍电影非要来拍电视剧的。
但是江弦不一样。
郑晓龙打包票，江弦的电影绝对是抢手货色，他想找人合作一部电影，各大电影能跑到他们家把他们家门给挤破了，但他居然主动来掺和电视剧的事情。
这就很不可思议。
“您说合作电视剧？具体是怎么合作？”
“是这样。”
江弦慢悠悠的开口：“你也知道，我现在管着现代文学馆这一块儿，我在那儿又搞了一个影视创作中心。”
“影视创作中心？”
“对，叫海马。”
江弦大概给郑晓龙讲了一下海马影视创作中心成立的过程，“我们也是小单位，电影这东西肯定是玩不起，那就只能找你们搞电视剧的合作合作，看看有没有可能一块儿弄点儿东西出来。”
“原来如此。”
郑晓龙一听编剧原来不是江弦，而是他请来的一群作家，心底就有点儿失望。
不过听了一下，这些人名头倒是不小，大有来头，尤其是其中还有王硕这么一号。
郑晓龙不仅认识王硕，还很熟。
之前王硕发表的《空中小姐》这就被他相中了，想拿来拍部电视剧，剧本他亲自操刀。
不过这会儿的创作主流强调的都是政治性，比如题材方面，得是革命英雄、先进人物、好人好事.
但是郑晓龙想的不一样，他就想强调故事好看，想拍讲普通人的生活，讲普通人情感的电视剧。
因此，他这个《空中小姐》一弄出来，立马掀起了很大争议。
因为这是个纯爱情故事嘛，有领导看了这个剧本，就质问他，意义何在，这部剧能代表什么？
郑晓龙说，人类美好爱情难道不是意义吗？难道不应该歌颂吗？
不过还是得不到中心领导的不认可，他只好越级找上面的领导。
毕竟现如今整个社会的氛围都在讲解放思想，努力向外看。
文艺作品也正在大量百花齐放地涌现出来。
他们这种年轻的创作者，心底总是想跟时代接轨的，也总是想去挣脱一些什么。
《空中小姐》胎死腹中，不过王硕的作品还是给郑晓龙留下了很大印象。
此刻一听江弦说到王硕，郑晓龙便一下子对海马影视创作中心来了兴趣，觉得这个海马肯定不一样，有王硕在，那保准不可能搞出什么太思想禁锢住的东西。
“什么电视剧，您详细聊聊？”
“情景喜剧你知道么？”
“情景喜剧？”
“对。”
“哎呦，算是耳闻过.”郑晓龙没出过国，但是从一些书上和资料上看到过一些关于情景喜剧的介绍，但是具体是怎么样，他就不大了解。
“基本上都是些家庭的琐碎事儿，场景通常有一个中心场景，三面是实墙，然后摄像机和观众就在敞开的‘第四面墙’外，然后大部分情节都在这个中心场景里头发生。”
“.”
见郑晓龙仍旧不理解，江弦只好继续举例。
“你就想象咱们俩面前现在不是一面墙，是一台摄像机，拍的就是咱俩说话的场景，然后这部电视剧有百分之九十的剧情，都在这个场景里发生。”
“噢~”
郑晓龙大概懂了，“这就叫情景喜剧啊，那这个好，这样拍摄的话，制作成本会降低很多。”
他也很快想到，情景喜剧，江弦主要给他介绍了情景，但是没怎么提喜剧俩字。
“江老师，如果我没误会你的意思，情景喜剧、情景喜剧，那你们要做一部喜剧对吧。”
“对，喜剧，围绕着咱们老百姓的家长里短来编这个故事。”
“哎呦，喜剧”
郑晓龙摩挲着下巴。
喜剧这种形式，在电影里可能出现的比较多，但在电视剧里还真没怎么出现过，或者说就还没出现过。
“这可真大胆，咱们国内的电视剧从没搞过这些，真要是做了，那就是.”
“开先河了。”
江弦笑眯眯的说道：“怎么样？有没有胆量和我试一次。”
“这我.”
没谁是一腔热血一忽悠就来劲敢跟着赌一把的。
郑晓龙虽然没结婚，没有家庭的负担，但也要为自己的未来着想。
这电视剧成了还好，成不了，那上面肯定第一个拿他是问。
毕竟电视艺术中心是个破落户，资金有限，每拍一部电视剧用的都是自己为数不多的家底。
“江老师，我可能得考虑一下，你给我一点时间。”郑晓龙道。
“没问题。”
江弦非常理解他，笑眯眯的拍拍他的肩膀，“这样吧，过几天我再过来一趟，到时候我先给你看看剧本。”
郑晓龙一听这话，登时惊讶。
“剧本已经写好了？”
“还没。”
江弦摆摆手，“催一催的话，他们应该能把前面写出来，没听过那句话怎么说的么？”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愿意挤，总还是有的？”
“不是。”
“那是哪句？”
“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歇。”江弦一脸平静道。
郑晓龙这一等，1986年仅存几天的12月就过完了。
眨眼来到了1987年。
这一年被称为“国际住房年”，联合国搞的，意在提高对住房问题的关注。
这事儿咱们国家很重视，还专门出了一套《国际住房年》纪念邮票。
这事儿也足够深入人心，后来有个电视剧叫《我爱我家》，每集结束之前还会有数分钟的“我家花絮”，就是一些NG的镜头剪辑，还有和“我爱我歌”，就是主题MV作品，另外在片头会有一行字幕：“献给国际住房年”。
就在这样全国人民喜迎“国际住房年”的氛围里，1987年第一期的《当代》发行了。
朱琳还没读过《顽主》这篇，正巧前往欧洲，干脆带了一册1987年第一期的《当代》准备在飞行的路途中看。
这次去欧洲的中国剧组成员很多，不过其中值得注意的一位是苏聪。
苏聪这会儿其实有点尴尬。
最开始，贝托鲁奇和托马斯找了两名作曲家给《末代皇帝》作曲。
一位是给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配乐的莫里斯.贾尔，此君后来还配过《人鬼情未了》。
另一个就是苏聪了。
苏聪不算什么有名的音乐家，他是一名留学生，在德国，参加艺术节、国际作曲比赛，拿了不少奖，但钱没挣多少。
偶然一次，他在《综艺》杂志上，看到贝托鲁奇找电影配乐，于是让他签约的出版社寄了一些作品给老贝。
一年内杳无音讯，苏聪都快把这事儿忘了，结果过了一年，正准备读博的他突然接到京城打来的电话，说电影要开拍了，请您火速来京。
苏聪因此来到了《末代皇帝》的剧组。
可是麻烦很快来了，苏聪和莫里斯俩人的作品版权，因为早都签给了出版社，对托马斯而言，等于说少了一笔电影音乐版权，这就让托马斯觉得吃了个大亏，很不划算。
贝托鲁奇干脆找上了坂本龙一，让他写的话，版本全都能拿到手里。
莫里斯.贾尔听说了这件事，一气之下干脆扬长而去，剩下个苏聪。
他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一番纠结之后，苏聪还是想珍惜这次配乐的机会，觉得拍中国的电影应该至少有一首曲子是中国人制作的，于是留在了剧组里，而且十分认真。
他读了很多文献，走访了许多学者，老贝要求很多，音乐要写得有东方风情，还得有现代感，但是只给了苏聪一个文学剧本，让他时不时去片场看拍摄，闲下来就拉他讨论，苏聪只能白天看场景，晚上回去写，写了很多片段，大概有四五稿。
这次去欧洲拍摄，他同样跟着。
看着周围异样的目光，就像是在看一块儿狗皮膏药，苏聪自己心里也不好受。
其实他也想过离开。
而且他这么做，早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出版社和经纪人都认为他这是在浪费时间，在挥霍自己的才华，在做没有结果、没有意义的事情。
包括家人、朋友，也都劝阻过苏聪，让他不要再在《末代皇帝》这儿耽误自己。
苏聪说不明白。
他想坚持。
他就是犟。
他就是想留在《末代皇帝》的剧组里，哪怕其他人都反对。
心烦意乱间，苏聪从脚下的包里抽出几册上飞机前刚买的刊物。
放在最上面的《当代》吸引住了他。
准确的说，是写在《当代》封面上的一句话：
“文化太可怕了，像食物一样，不吃，死，吃了便被它塑造了”
只一句，便给苏聪吸引到了。
他确认一眼。
嗯，《当代》！
他对《当代》有刻板印象，觉得这部刊物发表的，更多是些英雄事迹、农村生活的现实主义。
苏聪还听一个作家朋友和他聊过，说以前他的文学观念非常错误，认为文学就是虚构，虚构就是说假话，当然了理论家们、编辑们不这么说，他们管这种叫作艺术真实，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啦，艺术的升华，给人以希望和方向啦。
那时候这个作家在《当代》和《当代》的主编秦兆阳谈过，因为他的一篇后面没有结尾，秦兆阳就说这个主人公总要有归宿呀。
“我的人物没归宿，只写了他那点事，写完就完了，我哪知道他的归宿？”
那位作家说，自己动笔时就不知道，所以一直到完稿时也没想出归宿。
秦兆阳说这样可不行，你这个人物要升华，要给人以意义什么的。
他当时说的话比这说得还寒碜，什么要塑造一个新人，而那位作家那时也不知道该是怎么个写法，经他一点拨，似乎明白了点儿，接受了这种文学观念——
要有一个光明的尾巴，要给人希望。
可这光明和希望在哪儿？那就只能自己编了。
所以那个结尾完全是生生制造出来的。
这桩事是苏聪记忆里的一个笑谈，一次茶余饭后聊天听来的趣事。
当时作家的口吻带着点儿讽刺的意味，对秦兆阳的评价也不算太高。
苏聪不是作家。
这事儿听听就过去了。
可这也无形中组成了他对《当代》刻板印象的一部分：
都是些“光明和希望”的。
而从封面上这句话看来，这回的《当代》，似乎很不一般！
文化太可怕了，像食物一样，不吃，死，吃了便被它塑造了这话，既不光明，也不希望。
带着几分好奇，苏聪翻开这一册《当代》，这才发现这册《当代》竟然只发表了一篇，还是一位熟人的：
江弦。
在剧组里，苏聪也见过江弦几次，为了作曲顺利，还和他聊过一些剧情上的内容。
没想到一眨眼，就在《当代》上读到了他的，还是这么隆重的一期专号。
这位作家在国内的受欢迎程度，比他想象的还要高出许多。